从极光下的布迪尔黑教堂,到地中海沿岸的中世纪古堡,从“河流之王”亚马孙河,到“世界干级”阿塔卡玛沙漠……五年时间,他飞越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记录下“世界尽头”的生命脉动。
开启“上帝视角”,世界有何不同?纵贯赤道极地,航拍何以持续?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环球旅行家、航空/航拍摄影师超侧卫,探解如何“飞越世界尽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五年时间里,航拍了近50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为何选择无人机拍摄?
超侧卫:选择航拍,除了因为喜欢,还在于,航拍可以呈现不同于平面的视角,从地面上的二维取景上升到空中三维取景。我这本书的名字“飞越世界尽头”,就是指延伸至人所不能及的尽头、攀升至人所不能及的高度。
无人机作为摄影师眼睛的延伸,诸多无法攀登或抵达的山崖,也成为镜头的落点,而且想选哪个角度都可以。我希望能吸引大家去探索世界,同时又不剧透太多,有朝一日大家可以实地去走走。
异星奇景般的冰岛黑沙滩。超侧卫 摄而且,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生活的城市俯瞰是什么景象。航拍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角,能给大家提供新的视角,看看自己家乡。
我在格陵兰岛航拍到鲸鱼后,把视频导到手机里给丹麦船长看。俯拍后鲸鱼特别大,看得特别清楚。船长很兴奋,他说捕了一辈子鲸鱼,从未像这样用“上帝的视角”看鲸鱼。
鲸鱼妈妈带着小鲸鱼游过。超侧卫 摄在苏格兰北部时,我们曾入住一座私人城堡——都灵城堡(Turin Castle)。傍晚我一边吃晚餐,一边遥控放飞无人机。城堡女主人伊冯娜(Yvonne)看见无人机屏幕,问这是什么这么漂亮,我说这就是你的城堡,女主人非常吃惊。那时夕阳正好刚刚出现,她让我把无人机悬停在古堡上空,自己和管家飞奔去各个房间把灯全部打开。直到现在,伊冯娜的都灵城堡官网上还放着我航拍的那张照片。
都灵城堡女主人把城堡所有灯光都开启。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以无人机视角俯视各地景象、各座城市,带来哪些特别感受?
超侧卫:无人机提供了很宏观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在西藏时,我路过一座非常漂亮的雪山。我把无人机升起来飞过去,看到的景象令我非常震撼。山上的冰川跟冰岛相似,冰岛的冰川沟壑纵横,是一条一条裂缝;这里则是一圈一圈,非常像地理书上的等高线。在这些地球的年轮里,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它一圈可能就是几千年。
冰川之眼。超侧卫 摄借助无人机,还能窥见城市的发展。从空中看欧洲一些地区,可以看到古城和新城的发展差异、古建筑和新建筑之间的风格差异。例如,俯瞰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能明显看到杜罗河将波尔图老城和加亚新城一分为二。
红顶房屋组成的杜布罗夫尼克古城,被宝蓝色的亚得里亚海环绕,可以直观感受到“亚得里亚海之珠”名字的由来。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有的地方您会多次前往进行拍摄,其中有变化特别大、使您印象格外深刻的地点吗?
超侧卫:就是冰岛。我前后去了三次冰岛,冰岛的冰川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步消失。20世纪以来,冰岛平均气温逐年升高,冰舌融化退却,就算在冬天也难以结成冰。从航拍来看变化非常明显。
浮冰跟随水流渐渐漂流入海,进入广袤的大西洋。超侧卫 摄也有风景因为自然原因而消失。马耳他景点蓝窗,《权力的游戏》拍摄取景地之一,HBO拍电视剧时蓝窗还在,我去的时候蓝窗已经坍塌。2017年大风把它吹没了,很著名的自然景点就没有了。
塞尔维亚德里纳河上,“世界上最孤独的房子”。超侧卫 摄未来,我想尽可能去拍一些国内外对比的风景。很多国外风景都能在中国找到极其相似之处,且中国不输外国。之前我在智利拍的七色山,有网友跟我说像张掖。新西兰“牛奶湖”普卡基湖,西藏的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比它更像牛奶,且有一种独特的天域之美。
羊卓雍措上的一座小岛从空中看像是“地球之心”。超侧卫 摄我之前想拍沙漠,但阿联酋、撒哈拉、摩洛哥都不能用无人机,后来,反而是在新疆吐鲁番鄯善老城南端拍到了。库木塔格沙漠,号称是世界上最靠近城市的沙漠,从鄯善县开车5分钟就能抵达。
库木塔格沙漠以风沙地貌类型齐全和沙丘的轮廓清晰、层次分明为风景特征。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您在《飞越世界尽头》书中谈及,最艰难的一次航拍是在格陵兰岛拍摄鲸鱼。不同地理气候环境下,航拍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超侧卫:拍自然界的东西,难点在于无法预期。特别是拍摄动物,除了跨越千山万水,到达其活动区域以外,还要不惊扰它的正常活动,才能拍到自然状态下生命最原始的样子。整个自然条件,包括动物的习性条件,摄影师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只能靠蹲守,这个是最辛苦、最具挑战性的。其他的只要你能抵达场地,适应环境,问题都不是太大。
布迪尔黑教堂下欣赏极光是最幸运的事,追逐极光不仅要天时还要地利,一个完美的前景是拍出极光作品的基础。超侧卫 摄我们去格陵兰岛拍鲸鱼时,带了3台无人机,9块电池,才拍到一些难得的画面。鲸鱼每次浮出海面呼吸间隔约20分钟,无人机的电量也就20分钟左右。看到鲸鱼呼气,再去升无人机根本来不及,所以只能先把无人机升起来,凭借鲸鱼呼气喷出的水柱,判断出大概位置后,马上操控无人机去追。一块电池最多只能拍到一次,完全靠赌运气。
鲸鱼出水呼吸后潜入海底高高翘起尾鳍。超侧卫 摄提前选点和即兴拍摄,可能是4:6的比例,但偶然成分更多。若提前跟导游知会一声,导游会提醒适合无人机拍摄的景点,帮忙协调放无人机的场地。但大部分情况是,你并不知道会拍到什么样的画面。此外,考虑到电池电量有限,需要提前规划,作出取舍。
圣约翰教堂是芬兰最大的石砌教堂。超侧卫 摄玩无人机的都说,没“炸过机”的就不算好摄影师。我“炸了”五六台无人机,撞山也遇到过。
中新社记者:身为航空专业毕业生,您为何从航空工程师转行做航空媒体?
超侧卫:我做机务时,比较喜欢用相机拍飞机。后来,机缘巧合下,去新浪做了中国第一个航空频道。做了几年后,我发现航空领域专业鸿沟非常明显。外行人可能对航空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误读,而航空行业人士,有时太深入专业,反而难以用简洁的方式把一些概念向大众说清楚。
我从事航空媒体,包括现在做自媒体,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呈现航空领域内容,主要是想基于我对航空业的了解,把这些看似高深的东西,通过简单的语言普及清楚,让大众了解、理解这些知识,甚至将来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从事航空行业。
在世界最大的客机空中客车A380的驾驶舱上俯瞰广州夜景,远处的广州塔清晰可见。超侧卫 摄中新社记者:您曾一人操控5台设备,记录下6架国产C919大飞机“大象漫步”等精彩时刻。航空/航天摄影特别是空对空摄影,和其他摄影类型有何不同?
超侧卫:航空/航天摄影跟普通摄影最大的区别,在于有很多要素制约你靠近被拍的物体,甚至于你不能在公开、特殊的地方进行拍摄。航空/航天摄影,最重要的其实是资源。能把相机放在哪个位置拍,需要花费80%的精力。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空对空摄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航空摄影题材。要拍在天上飞的飞机,需要距离很近,这时你需要租一架飞机,把舱门打开,然后让被拍的飞机靠近。这个需要协调更多资源。
航空/航天摄影师必须得到官方许可,这需要很强很深的积累,大家都知道你的经验和技术都到位。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可以远程遥控相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实行拍摄,这样,官方允许我们把相机放在离火箭五百米或一公里的地方,近距离拍火箭。
去年拍摄C919“大象漫步”时,我操纵5台无人机去拍飞机,本来在很多机场是不允许的。机场就是禁飞区,这是最先决的条件。同时,你的无人机不能靠近跑道,飞机滑过来之后,万一无人机掉下来就会影响飞行。
C919飞机“大象漫步”。超侧卫 摄6架飞机滑过来时,我只有1分钟的窗口期,错过这1分钟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这时对自己的技术、手的灵敏度、脑子里提前构思好的画面都要有非常精细的了解,一旦上去就能搞定。7倍光学变焦等同于162毫米的长焦镜头横越6架漫步的C919,就是我一直最想要的画面,全程手动控制且仅有一次机会,终于不辱使命。(完)
受访者简介:
超侧卫(本名陈诚),资深媒体人、环球旅行家、航空/航拍摄影师、《罗博报告》航空专家、中国民航大学校外辅导教师、独立航空撰稿人、航空业意见领袖,微博2020十大影响力航空大V。足迹遍布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最北深入北极圈、格陵兰、冰岛,拍摄大量图片及视频影像,著有摄影专辑《航空盛宴》,操纵无人机航拍飞行总里程超2000千米。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 ▲本文作者章新新(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作者:章新新(中新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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